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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空

何止。整个社会都像是侏儒和变形人的乐园，一片欢腾。他们有着完全不成比例的线条，长宽高完全失衡，但他们不以全身的变形和残疾为忤，竟也在自己倾斜的世界里有着欢喜与担忧，一本正经地发表意见，一样执着于自己的得失，开动马力，表演更高难度的动作，跃上一个个新的高潮。这样一个令人头晕的游乐场。我踉跄着跑到门口，呕吐起来。

 

地震，洪水，在别的国家都会让人产生宗教情怀。在这里，变成低级狭隘的民族主义，又被媒体引导到“献爱心”一途。赈灾就赈灾吧，还抗震救灾。抗什么抗呢？拿什么抗？

等于上天给你一颗种子，却被当作粮食煮了吃了。

 

《犹在镜中》里，爸爸说上帝就是爱，爱就是上帝。《玫瑰人生》里，憔悴的琵雅芙给所有人 ，那些男人，女人，孩子们 的建议也是：爱 ，爱，爱 。哪怕她被爱耗尽了一生 ，衣不蔽体 。 (可是伯格曼在后来的电影笔记中也说，那部电影代表着不自觉的虚伪，是一套魔术把戏。“我是在自卫，在和威胁自己生命的东西对抗。”）

活着，是不能终结的游戏，你不能随时跳上岸说，我不玩了。 据说擅自逃离的犯人会被罚加倍的刑狱。

他把时间分为一段一段，“你再等一年”，或者“半个月后就有转机”，事实上，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长长短短的时间段，我终于明白，他不过是教会我忍耐（我就是寓言故事里百折不挠的傻子）。人活着，是要忍耐的。这么浅显的，应该随身携带的道理，我居然一无所知，猖狂得像个无知的人。

 有一天，其实是很多这样的一天，简直像逃生一样回到家里，独自呆着竟然让人舒了大口气。“不想见任何人”不再是好看的装饰，而变成了最迫切的生存需要。口渴一样。

可是另一方面，工作是在保护我吗？ 在公司，我都挑和自己截然相反的人做朋友，因为她们天然地就会保护我。有时候我害怕走出淮海路这片工作区域，因为在这之外，生活是不可控制的，连片的荒芜，容易走在时间外面 。《犹在镜中》，在破败的船舱里，弟弟抱着精神分裂的姐姐， 突然感到的“现实消失了” 。

 

朋友背运，投资连连失败。输掉最后一笔钱，他躲在房里几天不出来，动辄崩溃大哭，他老婆来电说他有自杀迹象。和他谈了一次后，老婆又来电，拿我当救星：“他好多了，你用什么方法劝服了他？”我说：“就是他以前劝我的那些道理……”生活可能就是毫无还价的一再忍让，直到能把这些都当作常态。像教训那些刚进监狱不服管教的罪犯。

有一次和风流猪狗谈起想辞职不干，隔着msn，他轻描淡写地打出：“……按照你以前劝我的去做。”

 

     在秘鲁作家略萨写给一位青年小说家的信里，专辟一节讲述“时间”，即小说时间与现实时间的完全不同。
    在杭州出差期间，可以处处感受到这种时间的诡秘性。我们经历的东西都在以一种亡命之徒的加速度迅速变成历史，像是无可追悼的自由落体运动。时间里，一定有一个巨大的黑洞，不动声色地吞下这些东西。
    以前，从上海去杭州，要坐6小时的火车。我独自一人，带着装有小猫的笼子，去找杭州的姨妈。车厢里没什么人，车窗就那么大喇喇开着，野风扑在脸上。
    离婚后，姨妈对人一概粗暴。粗声粗气地呵斥儿子，教训浑身不搭界的小店店家，似乎是她表达强势不受伤害的方式。但是她对小孩很好，有时刚哇啦哇啦机关枪一通扫射（射飞了也没关系），又转脸极其温柔地哄着我，反差之大，使她很像是戏剧舞台上常见的讽刺对象。每天早上，她都带我去吃杭州的小馄饨，鼓励我在六公园的石狮子里钻进钻出，用相机拍下我和狮子的最佳组合姿态，在岳坟进行吐唾沫的爱国主义教育，还去植物园猜灯谜，看荷叶上圆滚滚永远不会掉下来的水珠。
    我以前一直以为她会永远那么凶。可这次见到，她的脚不能动了，唯有眼神还是严厉的，严格地看着身边的人和事。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想到，有一天姨妈的脚居然不能动了。而她给我的印象始终都是，每个转身里彷佛都有与身俱来的活力。我想惊讶地喊出声，又觉得自己的想法也够荒谬。
    出差时，几家私人会所请我和同事吃饭。多是在杭州古迹或别墅里面，找来法国或者日本设计师改造内部环境，食物则是时髦的混搭，中式菜旁边配上西餐，或者用刀叉举起纯中餐往嘴里送。会所里有最好的酒窖，定期从法国请来名庄庄主举行高级品酒会。据说，南山路的酒吧街一到夜晚就成了名车展示会。我谨慎地用刀叉吃着裹着鱼子的墨鱼卷，听着耳边的鸟叫，温文尔雅的会所经理以一种对外乡人的客气口吻说：“以后到杭州来玩就找我们。”
    在被新的景点覆盖的杭州，徒劳地想念姨妈带我四处玩耍的杭州。脑子里不停进行新旧建筑对照。有时候，新玩意太突兀，霸道地驱逐了对照的机会——老的是什么样子，完全无迹可循。我想起时间的秘密结构，“它由层层时间相接但是内部又没有来往。”
    坐在只要1个多小时就可以返回上海的动车里，车速太快，不方便看书和起来倒水喝，并且需要适当屏住一点呼吸才不致头晕。动车驶离杭州站，想起从前，眼底温热起来。
 
 

傍晚的树影从脸上不停略过去，和沙漏一样，都是用它们的方式告知时间消逝。坐在公车里，像是一个已经失去太多，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的人。

……

狱中书信，我们这些不在牢里的人，总以为满世界有机会，一天不面对自己也是赚的，是可以偷偷发笑的。直到被关起来，头顶一点光线，才像被老师捉住的小孩，老实而绝望地做着眼前这本作业。

 

    为什么对现实无能为力。火中没有取到栗子，反而一次次被烧伤。画家永远离开花的世界后，才能无穷无尽地画着印象里的各种花朵。写人物，是不是也要等到他不和我们一个空间呼吸了，才能平静地收拢在书页里。而所谓的情节，像是卖弄的女人，抢在真正的主人前面，炫耀它知道的一切。只有在普鲁斯特那里，情节完全出自人物的内在需要，由人物引领着走向它的目的地。

 

人物印象

1，他的聪明，是一棵挂满各种小装饰的圣诞树，每一个装饰又有镂空功夫，使你愿意耗费（自己的！）时间端详，近看，甚至还有不少小叮当调皮地隐在丛林里面。可是他的文字，却老实得像坐牢无数年，出狱以后仍然在任何时刻记得迅速趴下低头认罪。他在生活中调笑的事情，品评的人物，在文字里全部跪地缴械投降。有时候还加倍奉还。

2，昆曲小生，画满油彩的脸和耳朵背后的一段真实皮肤的差别，似乎是跳界的唯一秘道。我常常盯住那段耳背的皮肤看，那上面附着的真实生活……

3，输光了家里和朋友所有的钱，他还是一心做投资。在他家的黑板上，给自己批命：“此命造不适合从事金融投资行业。”于是，见面总是皱着眉头问同一个问题，那你为什么还要做？他笑着说，其实每个人都在做完全不适合自己的事情，都在妄想得到最不适合自己的东西，我只是，其中之一。

4，只是学了三年画，他便自称中国山水画第一。他的神庙里供奉着自己，每日里香火缭绕。

5，他的长相，在快接近父母优点的地方嘎然而止。像是造物不舍得松开手里的宝贝，给了一点碎屑，又后悔，赶紧把手合上。

6，像被某种昆虫附体，他只扑向人间最亮的地方。那些鞋子衣服，都只有在亮处才能被看得清楚。而他的神采气质，也只有在明晃晃的灯下才能被夸大到令自己满意的程度，像涂过油的面包。 回到黑暗中，他搓着无尽的蓖麻绳，幽怨极了。

7,车子驶进华山路，他突然懊恼地说：“怎么往这条路走？我妈妈就死在前面的华山医院,我已经好几年不走这条路。”说话间，车子晃悠悠地开过医院门口。妈妈去世的几年里，他穿着西装在各种场合做报告，表情娴熟，不用主人吩咐，随时随地都能拉开架势自弹自唱。如果被做成雕塑，他的表情已经擅自替代了他，成为了脸部的线条。

8，在自己的厄运里，他的每一次努力都让人心惊肉跳，非但没有把自己解救出来，反而加重了厄运的负担。"嘘，轻点，别惊动了厄运……“他却像肆无忌惮的小孩拚命在自己的气球上踩踏着。他转过脸来顽皮的一笑，是我见过的最恐怖的场景。

 

 

   每一个你爱过的人，和没有实现的愿望，都神奇地凝结着自己当初的理想和向往。滤去了时间，它们结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晶体。从 a到 b到 c，你得以检阅自己的成长过程。或者说，生命里每个人出现都是有意义的，像剧本一样，他的出现只是为了引你去下一幕戏。有时候，走在过去住过的房子附近，想起那些被牢牢囚禁在过去年月的某个愿望，凝结在另外的时空里，外面裹着一层薄薄的膜。你看到那时候的自己，看见他徒劳地往另一个方向折腾，却无法和他打个招呼。也无法轻松地给他一个关于未来的暗示。

东海咖啡馆

 

    打电话给东海咖啡馆的老厨师，他兴奋地说：“来吧来吧，最近来了好多记者，从早到晚都是人！”口气里的喜滋滋，更像突然得到额外关注的小朋友，而不是行将灭迹的搬迁户。这是上海老派人处理伤感的方式吗？既来之则安之，不必纠缠过深。
    老厨师和朋友的爸爸是老相识，上世纪80年代表达哥们情谊，是在蛋炒饭的下面埋伏一块炸猪排。俗称“埋地雷”。待到朋友的爸爸发现饭底奥妙，回头用眼神致谢，老厨师却像没看见一样，叉着手，面向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东海里做蛋糕的边角料，朋友的爸爸也吃了不少。这种原始的示好方式，彷佛一块汗渍渍裹着无数微生物的毛巾，在如今干净敞亮的上海已然绝迹。
    从楼梯下几个台阶，进到东海咖啡馆，一楼和二楼的沙发卡座，多数是破的。国营面孔的服务阿姨以斜角飞来一本粘乎乎的塑料菜单，就算是招呼过你。可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在这里品尝老式上海西餐。以我同事隔几周就被邀请体验米其林几星大餐的频率来说，我们大概活在西餐和国际同步的假相中。可是对不起，上海人脑中的“西餐”二字，根深蒂固的，对应着配了辣酱油的炸猪排以及罗宋汤。就像某作家从小喝的是廉价的花茶末，从此认定花茶的味道才是茶叶中的极品。东海咖啡馆的罗宋汤还是老早的淳厚味道，第一口下去，瞬间想起80年代老妈拖着我在南京路上找西餐馆，那天，她不知道怎么，一定要找用刀叉的西餐，结果几家都用筷子，她便不顾我的小脚生痛，一家又一家摸过去。吃西餐用不用刀叉的问题，在20年前的上海女人心里，大概类似《东邪西毒》里刀客是否穿了鞋子。
    对咖啡的想象也是一样。20年前，朋友全家围着一个别人送的罐头转了3年，猜不出里面是什么东西。等到他们逐渐明白罐头里是咖啡知己——那种以往生活中决计用不到的东西时，罐头里的粉状物，已经结成了块。所以，东海咖啡馆的阿姨认为，很多上海人的第一杯咖啡是在东海喝上的。
    虽说只是搬迁，上海人却有多次“后会无期”的教训。同是国营老牌的凯司令咖啡馆，二楼雅座本是一个灰暗的阁楼，人们挤在里面吃点蜗牛，朦胧的灯光看过去，任谁都是轮廓优雅，性情温和。后来许是为了跟上时代步伐，二楼改造翻新，既不像茶餐厅，又不像让人能优雅得起来的咖啡馆，一切都是国营咖啡馆想象中的时髦。坐在里面，我需要把眼睛眯起来，才能些微感受到一点旧日时光。后来对凯司令的怀旧方式，就是坐车路过的时候，停下来买一份老味道的栗子蛋糕。登楼小坐，就免了吧。    
    这几天，上海人从早到晚地挤在东海咖啡馆里，像大战前与心爱的女人耳鬓厮磨，从头发到脚趾头全然贴上，以后，以后还要牢牢地回味这个印象。
    可是现实却是，这多像一场又一场围剿，多了供外地人凭吊的上海印象，少了本地人舒舒服服打哈欠的客堂间。

 

恐高

 

    公司要搬到隔壁大楼的49楼，脑子里赫然对照的是小时候的教化电影《没头脑和不高兴》，要背起雨伞和干粮，一本正经地攀爬楼梯。大脑神经提前做出反应，连着几个晚上迫我梦中登高，并且梦里是没有48楼到49楼的那节楼梯，而49楼的平台又上挤满了看风景的人。我知道自己的毛病，把焦虑在梦中无限释放。只有不再使我焦虑的事情，才在梦中彻底告别。以我每晚播放电视连续剧的频率梦见49楼这件事来说，我判定自己够焦虑了。
    怕什么呢？怕自己以后只有鸽子的视野吗——在云里雾里穿行，头晕脑花地俯视上海。
    最早的工作有小洋楼生活，绕着铁楼梯走上去，就是办公的地方。食堂则是以前人家的舞厅，木头地板颇有弹性。食堂外面有整片的草地，每天下午三点多，各个办公室的姑娘集中在这里，散步，做操，高兴起来还拍个集体照。午饭以后，大家神秘地集合在一个大房间里，人人都搬出躺椅，以仰望天空的姿态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好像内容多数是外国文学和写作），或者随便抽本书翻看，也可以嘴角带笑一头睡到另外一个空间。醒过来的时候，留洋的老编辑会煮咖啡喝，咖啡香飘散在整个办公楼里。下班也不急着回去，小洋楼的对面是澡堂，姑娘们一个个脸色红扑扑地跑出来。
    那时候的神话还有老编辑们，那个每天骑着老坦克穿过陆小曼住过的弄堂的，是丰子恺的外孙。而在食堂里默默吃着青菜肉圆的，则是卡夫卡和蒲宁的译者。凑上前去表达激动，他们露出像是从另外一个时代来的和蔼笑容。回头不声不响地把几本新翻译的书塞到你的办公室。
    只是那更像一种生活方式悄无声息的“收尾”。现在想起来，那大概是最后一段恣意平和的工作生涯，而外面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很快会砸到每个人头上。变化轮到我们，最早的措施就是搬出小洋楼，去全新的格子间大楼，没有躺椅，没有咖啡，没有草地，没有澡堂。 
    我换了工作，后来偶尔回去看望老同事，在新的格子间总是局促。他们多了严格的考核指标，工作变得像谋生。
   而我则辗转多个办公楼，最后竟然要搬到CBD地区的铁壳高楼，并且学会熟练地用PPT表达观点，投入头脑风暴，理解成本控制。听取香港和台湾同事嘴巴里的垂直价值链，听取人力总监的“知识分子也要量化考核和管理”。而每天回家，未免觉得自己又被社会折腾了一天，两手空空。
   在高楼里的生活，脑袋再晕，也要故作镇定。我的本事是继续在梦里无休无止地消化这些噩梦。

 

划地为牢

 
     一天，朋友从书房的抽屉里拿出一把枪给我看。他用枪指了指太阳穴，问：像伐？
     我当时刚看完《甜蜜的生活》，嗯，像的。连这个大书房都像极了。朋友藏书齐全，可以满足一个读书人的所有愿望。需要什么书，他那里必定是有的，也必定是不肯外借的。不容许自己的精神财产变化秩序，是他在自己能控制的范围里仅有的洁癖。
    可是他夫人的书房，最上面的三本书永远是白领读物，不是奥修，就是市场成功学，还有一堆嘻嘻哈哈的畅销书。反差之大，像传说中的左脑和右脑。有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婚姻，仅仅是为了说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也可以连接在一起。像一个特殊的标本。朋友是勇敢的，预设了终生，划地为牢。他似乎提前知道，没有另外一种人生等着我们。
    和电影里一样，朋友的书房里也常常聚集着大学老师，文艺评论家，画家，报社记者和文化掮客。他们虽然不至于无聊到像《甜蜜的生活》里那样录下大自然的声音，但也有另一种穷途末路。他们中的很多人，有着算命先生都不愿意窥探的人生，先生会皱着眉头说：“这个，没法看了。”
     20多岁的年轻人永远不理解这种动弹不得的穷途末路，他们频繁地辞职和离婚，以为会有另外一个自己，展开另外一段人生。《卡比里亚之夜》的残酷，女主角在舞台上被催眠，梦境里牵着爱人的手。突然被打断以后，她惊骇地醒来，看着眼前的舞台和台下嗤笑的观众，我是谁，我在这里干吗？对于很多满脑子要摆脱现状的年轻人来说，某一天，他们会发现眼前的风景突然停下来，回过头，来路都变成了废墟。他们的身影和疲惫的父辈逐渐叠化。
    今年发现了一个文字极好的人，兜了半天，发现此人是我以前就认识的，只是他的社会身份和博客上写的文字完全不同。想想他真是会保护自己，丢一个假身在社会上干活赚钱，紧紧捂着真身，在自己的小世界划地为牢。不掺合主流社会，绝不打算到你们的光鲜社会分一点茶水。
    费里尼的《八部半》，结尾部分，银幕金童马斯特洛亚尼说，一辈子里找到一件事情，投入你的热情去做。真是要让生活中的孤魂野鬼们掉眼泪。

 

色戒的上海姻缘

 

     特务和暗杀，是描写老上海的常见题材，电影、电视剧，都在毫无创意地简单复制，编导误以为让主角穿件黑风衣，板着脸暗处打几枪，便有足够的收视率。张爱玲和李安选择这样的题材，当然不是为了其中显而易见的所谓“戏剧性”。
   《色戒》小说描写了一场未遂的暗杀事件的全过程。易先生回家——王佳芝在和太太们打牌——两人都离开了——暗杀始末——易先生晚上回到家中，就是这么半天左右的事儿。这是小说本身的故事。张爱玲的小说，写人总是颠过来倒过去，不把人物放在特定环境里折腾个够，她是不过瘾的。《金锁记》、《十八春》、《倾城之恋》等是如此，《色•戒》也不例外。
     讲述“色戒”这样的主题，放在上海这个环境里，像是得到额外热烈的回应，所有的环境、氛围和细节都会自动围上来，摇曳生姿地讲述它们各自的故事，最后，又返回来加强主题印象。平安大戏院，西比利亚皮草行等典型上海场景的选择，旗袍，买钻戒，打麻将等典型生活场景的描述，看似简单随意，作用都是如此。它们悄无声息地布下局，看着主人公在其中跌打滚爬。等于一颗干燥的种子，扎根在上海的环境里，才得以最大程度的伸展和表现，得到它应有的场景衬托。“色戒”在上海，汲取了足够的底气和支持——只有在这个如万花筒一般的空间里，人物矛盾才尤其激烈，人性的各个角度也展现得更为丰富——浓的更浓，烈的更烈。
      传说中，电影的原型郑萍如上过著名的《良友画报》的封面，“帮帮忙，打得准一点，别把我弄得一塌糊涂。”是这个上海女人在世的最后一句话，用上海话说的。
     关于“上海”，作者张爱玲在另外一本小说《倾城之恋》里面，偷偷交过底牌，是白流苏在海轮上望着香港的一番感叹：“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厮杀得异常热闹。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里，就是栽个跟头，只怕也比别处痛些。”
     当然，也有论家说电影《色戒》和小说的绝大不同之处，在于导演选择了男性视角，翻阅原著，可以找到李安的改编基础：“虽然他这时期十分小心谨慎，也实在别狠了，蛰居无聊，心事重，又无法排遣，连酒都不敢喝，防汪公馆随时要找他有事。共事的两对夫妇合赁了一幢旧楼，至多关起门来打打小麻将。”导演显然是稳稳靠在张爱玲提供的心理上，将罪与罚、欲望与压抑，活生生地重现在上海逼仄的空间里。
      色戒的传奇，只有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才会有格外跌宕的回音。

 

美狄亚女王

    所谓的“分手快乐”不过是首口水歌。
    帕索里尼拍摄过电影《美狄亚》，美狄亚为了爱的一瞥，放弃了公主的身份，不惜牺牲弟弟的生命，偷了金羊毛与伊阿苏私奔。但是到了新的王国，伊阿苏却看上了国王的女儿，要和她分手。于是，美狄亚让国王的女儿裹着自己下了诅咒的新袍跳下悬崖，又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一切完成后，她对伊阿苏说：“我讨厌看到你笑！我要让你每天都笑不出来！”她在情人心中留下了永远没有解药的剧毒，年复一年，日夜不歇地侵蚀他的生命。
     电影外的人们，和情人分手的后果就是在内心小型地上演一部《美狄亚》，怨恨悲观之类的情绪就像一棵大毒草，每天从你自己的心灵中汲取养料，养活它自己，久久不能平复。
     在电影里演美狄亚的卡拉斯，在现实生活里和船王分手后，也是闭门不出，过着隐居生活。现实和戏剧像梦魇般相互纠缠，谁也打败不了谁。
    在所有方法里，最有效的还是时间。提前掌握结果的人会像预言家一样得意地告诉你：把现在最想要的东西，写下来，放在抽屉里，10年后打开来看，那肯定是无足轻重的一样。
     10年后，看到破纸片，一定不理解自己当时的热望和执着。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细微的变化，就像一群辛勤的蚂蚁，分秒不停地改造着你的面貌。最后，让你变成那个站在自己对岸的人。
     对于感情，看到过一种极端的做法，可以避免过度激烈的漩涡。这种方法也称为“急冻”。是电影《冬之心》里的男主角，a heart in winter。他有一门好手艺维生，对任何事情反应迟缓，哪怕感受到了反应，也没有行动。就像太阳光照射到镜子上，镜子会欢快地迅速做出反应。而太阳照射到一个岩石的内心，要花很长时间。等到岩石隐约感受到的时候，天色早就变了。那个沉浸在内心生活的人，对外界的反应迟缓，缓慢到一定程度，他发现，选择这样或者那样，并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对大部分人来说，这并不是简单易学的方法，你如何能像“冬之心”那样，对着自己爱人的离开，若无其事地搅和着面前的冷咖啡。

 

 “扭曲的头脑中产生的漫画”

  

    古镇改造的命运也像人类投胎一样，要碰运气。
    好的改造者会充分尊重美的传统，诚恳地投入“古老风貌的恢复”。
    而品味低下，兼又利欲熏心的改造者，往往将古镇面貌变成自己丑怪趣味的综合体现。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美，也懒得去打听，在他们眼中，世界上最美的图案无外乎人民币了。
     历史上类似的改造者不是少数。对于曾经想改造柏林等城市面貌的希特勒（二战期间，希特勒曾计划将著名的梵蒂冈圣彼得广场“照搬”到柏林），《欧洲思想史》的作者不无刻薄地评论说：“他从来不曾真正了解巴洛克文化的精神世界，因为他是从下面朝上看，而且是刚从地下钻出来，对那耀眼的光辉，只能斜眼望去，他的宫廷和他的帝国都像是一副扭曲的头脑中产生的漫画。”
     在很多被改造过的江南古镇，你都可以身临其境地见识到这副“扭曲的头脑中产生的漫画”。花了120元门票，从乌镇旅游中心进入小镇，小道两边是一溜黑漆漆的腊像，据说这是小镇祖辈人的造像，可是人物比例和造型都让人感觉毛骨悚然。小镇为了开发旅游业，驱走了全部原住民，又用新木头搭建了很多建筑物，进入景区，很多地方还在忙不迭地上油漆，又用烟熏，以造成仿古的印象。这和北京潘家园里卖假古董的“熏黑”手段也差不多。在这些仿古房子里，上海的“新天地”被重现了——茶餐厅，面包房，素菜馆，酒吧——应有尽有。同事玩笑说：“看来全国都要成立一个‘新天地会’。”
     在餐厅用餐，领班反反复复给服务员们的训话内容是：“一定要认出来来往往的领导，尤其是我们的董事长，不能不认识。”从西大街去东大街吃个饭，必须要先买东大街的60元门票，吃完饭返回西大街所住地，还要花120元买西大街的门票。门票在这里，是比战争时期的通行证还重要的东西。如果要开个西大街的证明，不买东大街的门票，就得找相关经理打证明，而这个相关经理，往往是很难找到的。
     与其说这是古镇，还不如说是仿古主题公园比较恰当。而且，这个主题公园还处处有个国王在发挥着他看不见的威严。
     古镇改造的副产品是培养了一批三流影视基地的搭建者。他们擅长在1比0.8的比例中，演绎他们粗制滥造的剧本。以后，再搞点穿着古装的各色人等在小镇里穿梭，供游客拍照猎奇，也是可以想象的。所谓“最后的水乡人家”也不过是枕在厚厚一叠人民币上的怪胎。

 

 

 富豪非正常公式

 

    照理说，有钱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有钱应该名正言顺地等同于优雅的生活。可是在中国，有钱和风雅基本是背离的，很难同步上演兄弟联手的皆大欢喜场景。名士做久了，却难免清贫，最后只得赤膊上阵，和大家一起急吼吼走上炒股大路。有点脸上蒙着灰尘，不顾羞耻往前冲的感觉。而真正有了钱的，却和风雅生活来个“神散而形不散”，将活脱脱的小市民气质牢牢地固定在精致的Gucci套装里，在音乐厅，美术馆的开幕酒会上高调地充当活体模特。
   在最近几年刚崛起的年轻富翁的想象中，风雅的极至大概就是翻出自己大学二年级以前的爱好——一本文艺腔的破诗集——羞答答地对媒体承认，其实自己从来没有放弃诗歌的梦想。严重自恋的，还可以在有钱以后买书号出个诗集，把脑袋上“诗人”的光环彻底扶正。

    某网络公司挨踢男，几年里瞬间登上富翁榜。在一个无聊的派对上，他极其苦恼地问一个作家，我该怎么办？我接下去该做点什么？该富翁，刚刚买了一个海岛别墅，海岛上只有3户人家，别人去他家探望，必须舟车劳顿，外加10分钟快艇。很显然，富翁对着自己的海岛生活手足无措，他很快怀疑自己为什么要住在这里。“我接下去应该做点什么？”这种触及人生本质的问题，或许应该去问问同样住在海岛上的高更。
     对于中国真正的富人来说，如何让自己的富人生活不至于厌倦无聊，并不是一件训练有素的事情。买了海岛的，还可以看看风景。没买海岛的，爱好更加偏狭。上海排名前几位的一位富翁，在电视上公开展示自己除了赚钱以外的业余休闲方式：洗脚。办公桌下面，还搁着一个按摩器，数钱数累了就像中年妇女一样把脚放在上面摩啊摩。连报社里80后的小记者，路过某养生会所，也不忘回过头告诉大家：“这就是谁谁谁经常来洗脚的地方！”
    另外一位富豪男，则是因为早年的踏黄鱼车送货经历，性格强烈扭曲。对着员工，他不用粗口就没法完整地说出一句话来。他的最近一次露面，不是出现在什么财经杂志，而是在本地报纸的民生新闻上。图文报道，讲述他家的高墙如何挡住邻居的阳光。在版面上，记者的文字有点多余，图片就够霸道的了。这类富豪，所有行动的贯穿主题就是：有钱了，如何牢牢守住自己的利益，不停扩大自己的利益。别的枝枝蔓蔓，一律大刀阔斧地剪除。他们带着粗口，头也不回地直奔自己人生终极目的而去。这类人，我的朋友归纳了一个简单公式供大家参考：早年经历越是坎坷，性格扭曲甚至变态的程度越高。而对于社会民生非常不幸的是，如今的大富豪，多半是经历过大的起伏。

     在报社里，接触富豪最多的是写客户软文的编辑。他们的工作有个秘诀，就是一定要事先接触一下富豪本人，看看他的穿着。或者，去富豪的办公地转转，最直观地了解他喜欢的风格。大部分富豪都把自己的办公楼布置得俗不可耐，这样的老板最好对付。还有的，则一个条案，案几上放一个瓷瓶，瓶子里插一支枯荷，枯荷上面，一个大大的“禅”字。遇到这样的富豪，软文编辑们总是喜上眉梢。将他们卖的产品理念拔高再拔高，拔到一定的人文高度，法国的纪德说什么，中国的孔子又说了什么，便一切ok。
     曾经和一个朋友说起，某富豪男特别喜欢知识。不过，这些“知识”都只是他们想象中的知识，凡是在他们想象之外的，都不算是知识。朋友听闻，立刻警觉：“那人是不是特别没文化？只有没文化的有钱人才特别向往知识！喜欢结交知识分子！”富豪男一边和女作家谈谈恋爱，一边招聘社会名流到自己公司上班领饷。每年，总有那么几天，他要让这些知识分子面对面地交代自己正在读什么书，正在考虑什么社会文化问题。话题引出来之后，他便得以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人生理想。有时候，身体底下的皮囊忍不住挣脱有钱人的斯文西装，他也会对着知识分子拍个桌子啊啥的，就当作是花钱买个痛快。
     小时候不太明白，过了将近20年再回头看看当年的陈百强，理解了那才是真正的贵公子。这样的气质，再多的钱也堆不出来。那么敏感的他，如果来到今天的上海，可能要痛苦得走不出门。
     在中国现阶段，有钱男人多数等同于粗暴，直接，无趣，无聊。所谓上流社会，只是一个小手指就能捅破的轻巧笑话。普鲁斯特描写贵族生活的虚伪，简直是刻毒，常读常新。如何将自己富有的生活变得优雅，变得面目清新，是一件永远值得学习的事情。

 

钝感地带

 

    开选题会，记者三言两语就把畅销书《钝感力》的大意说了。 类似这种书，总是教导大家如何在社会生活中赢取最大利益，让自己的主观世界永远飘着粉红色的花瓣。据报道说，该作家的上海讲座上，有很多女读者泪洒当场。励志作用堪比布道，令人称奇。
   所谓的钝感力，就是在生活中只看到自己想看的，回避刺激性话题和体验，和《希茜公主》里的老皇帝一样选择性失聪。 在情场上，钝感力是最发挥效用的工具。狮子座女友，从来只记取自己无往不胜的情感片断，对那些痛哭流涕的夜晚，一律忽略不计。回首往事，叠加出的，是一个光鲜的，人见人爱的自己。她们总是对那些绊倒在一根绳上起不来的女人大惑不解，和自己死磕，有那个必要吗？谁让她们这么敏感呢？把小挫折放在心里，当宠物一样养着。
     …… 说起钝感力，屈原，曹雪芹，卡夫卡，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塔姆等等真是失败透顶。拉小提琴的科岗也是，第一次听他演奏的唱片，那么浓烈！迅速翻看他的生平，还没到50岁。
     俄罗斯评论家说：“茨维塔耶娃的诗，……它们向世界扑过去并且似乎想要把整个世界拥入怀中。这就是它们主要的魅力。茨维塔耶娃好像对每一点印象，每一次内心的悸动都如此珍惜……”
     据说，卡夫卡其实非常讨人喜欢，工作勤奋又聪明，升职很快。可他偏偏超级敏感，来去都是别扭。短篇小说《在顶层楼座上》，写一个人，好好的看着台上难看的女演员表演马戏，居然同情地大哭起来。在励志作家看来，这实在太不爱惜身体了。

 

消失的上海人

 

    在上海，被拆除改建的东西太多，本地人反而很漠然。是赖声川《那一夜我们说相声》里的台词：“你的地理已经变成历史了，你的历史已经变成小说了嘛！”大学里，我们能大段大段背诵的相声，很快应在自己身上。

    与此同时，老派的上海人也在逐渐消失。现在，要辨别印象里老底子的“上海人”，最起码得去40岁以上的人里面找。在他们身上，时光彷佛没有被蚕食，祖辈们的传统和规矩分毫不差地被保留下来。这些东西，看不见，也说不上来，却是上海人相互辨别的一种默契。所以说，尽管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全部是在上海取景，根本上却还是一个外地人眼中的上海，漫画式的，不贴肉的。
   我常常留意，有些饭店或咖啡馆里，永远聚集着地道的上海人。而走进有些饭店，密密麻麻的人头里，却没有一个上海人。
   东海咖啡馆是一个本地人的聚集地。最新传来消息说咖啡馆也要搬迁。我担心，像武侠小说里面写的那样，英雄灵魂出窍后，“肉身”被敌人所坏，待到英雄归来，寻找不到自己原来的肉身，灵魂便会四散而去。传统的上海人，最终要渐渐消失在人群中。

 

 

 

     

  
 

黑泽明《生之欲》

将死的老头简直要贴在女工脸上问：活得那么健康，快活，你是怎么做到的？他活着像一个小偷，求女工陪着他，因为他要偷取女工的日常生活，偷取那些自己从来没有过的感受。他以为和她的生活重叠起来，就能发现快活的秘诀。无辜的女工答：我就是吃饭，睡觉啊。然后，她拿出自己每天在做的兔子玩具，说：我想象全日本的孩子都和我一样在玩这些玩具。

老头死后，黑泽明用了45分钟复制了我最害怕的场景——你死去，一伙你生前认识的人围坐在你的灵堂里，用他们看到的片断，他们各自的视角复原死者生前的世界。这就是我的噩梦。

当一伙人轻易地下决心，吵吵嚷嚷着说，不能辜负老头的感情时（演员用稍夸张的表演再次确认那是些多么轻易的决定，像死命拍着别人的胸脯做着让自己感动的承诺），谁都看出这些热情会比酒精挥发得还快。可是黑泽明还不放心，偏带着大家去下一场戏看个究竟，当面戳穿他们的决心有多么短暂，短得比酒经过膀胱的速度还快，还不够他们昏聩的大脑打个盹。他们在陈旧的生活里，过得那么舒适，舒适得像要睡过去。

 对大多数人，他们最好捧着一颗心，继续在幸福的道路上头也不回地走下去，有时候，刹那的犹豫，眼前的盛景便不复存在，像被施予了魔咒。悲观的哲学家会说，无论我们怎么选择，最后都是全部失去。

 

  

    从小被告知“噱头”和“蹩脚”的真实含义，其实是要注意自己的头发和鞋子。头发好看，人就精神。像是提示了某种捷径。

 

    “文革”里被抄家的上海女人，政治身份尚未明确，仍敢跑去问亲戚借钱，说是为了去店里洗头吹头发。而且说出借钱的理由是“洗头”时，天经地义一般。去理发店，是人生的底线。在那种年代里，更成了一种必要的仪式。靠着温暖的洗头水，捡拾起一点继续生活的勇气，几分钟也好。像是在集中营里砌墙头，砌得整齐专业，锱铢必较。哪怕明天自己也要不复存在。

 

    见到最具荒谬感的，是在一家破烂肮脏的盒饭店，老板娘每天把头发吹得一丝不苟，非常明星造型地——指挥着端出咸肉，或者加一份咸菜汤。这样不可侵犯的尊严。

 

    据说上世纪80年代的美发店是势利的，必须在手上准备10块钱小费，否则就会遭到师傅白眼。那是一个以跳健美操为先锋的年代，脑袋上这点毛发，是仅有的可以来回折腾的东西。所以，南京美发店是要排队等候的，你有多少“家底”，也都要在美发店里摊开来集中展示。有的高调，直接，有足够的渲染效果，有的装作漫不经心，有一搭没一搭，关键词汇却一个没落下。

 

    在美发店里，常常看到女人们在向美发师发嗲。你不会和亲戚朋友同事说的话，都会在一种轻松的气氛下，诉说给眼前这个陌生的小伙子听。也见过有人怂恿美发师出去做别的生意，可是多半并不成功。离开美发店的师傅，似乎没有什么好的结局。只有在这个神奇的空间里，他们才得到保护。

 

    美发师，只有在那身制服里，才有他的意义。在那个空间里，似乎怎么暗昧都不算过分，而且是一种交过底的默契。暗昧也是适度的，以互相清楚对方是成年人为前提。当然也有假戏真做的，出了美发店，女人发现他不过是个普通男人，懦弱起来，哆哆嗦嗦。只有在他的镜子前，美发师才有特殊的魅力，拿着剪刀吹风机的时候，他们头上有追光灯。有的女人以为这种魅力可以无限延伸到美发店外面，便是错误的认知。

 

     我认识过的两个美发师，一个总是想改变自己的状况，去读大学或者去旅游，却因为各种理由，几年如一日地在原地不动。另外一个，则安分守己地，纯技术派地钻研发型技巧。和他谈起任何涉及“社会上”的事情，他总是谦虚地笑笑，似乎明白自己出了美发店，就一无是处。晚上，他给很多美女做头发，有时候甚至强行命她们尝试自己最新的设计。好像这是他平淡生活里唯一可执着用力的地方。看着她们化上妆，夜色中不知道奔赴哪里的约会，他知道，其中也会有凄凉的陈白露。

 

 

 

屋顶上，野草疯长。

抓住零星的一点点泥土，便心无城府地一个劲的长。看得人触目惊心。

拍到卡通片里，是那只可怜的Tom猫，常常顾不得低头看看脚下的梯子早已拆空，只晓得喜滋滋地追杀眼前永远的Jerry。

拍到红楼梦里，是只认他乡为故乡。

是一个精子，遇到一个只能长到4厘米的卵子。

现实版，是稀薄的空气里，拼了命的房子、人脉，严格的三维立体，什么都不是海市蜃楼。

 

“探听每一点微小的声音或运动，一个人要变成多么细致的观察者啊！这里是那原理的最边界，它不是通过延伸而是通过强度来寻求缓解。”

“你们以为可以开始一种新生活。只有当你们常见到事物时才能重新见到它们，新生活就存在于这之中。”

“希望”是普罗米修斯可疑的礼物之一，他没有给人类不朽的预知，而是给了他们“希望”。

翻看塔可夫斯基日记。

“最重要的是，我在梦中可以感觉到久已忘却的东西，我很久没遇到的东西——那感觉不是梦，而是现实。

当你像这样对自己心生怜悯，你的痛苦仿佛是别人的，你从外面看它，掂量它，置身于曾是你的生命之外。……这是我第二次梦到死亡了。每一次我都感觉特别自由，无需任何保护。”

《传道书》：我专心用智慧寻求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神叫世人所经练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

"他悟出所有罪过莫大于骄傲。他曾自以为臻于非凡的精神境界，而现在，他什么也不是：通过他的病，对死亡的认知将他洗劫一空。“

书单：

黑塞

索尔仁尼琴《玛特约娜的房子》

蒲宁《热昏》

要重看卢布列夫，镜子，乡愁，牺牲。书：雕刻时光。

 

再过几天，爸爸的生日。身体熟悉这个季节，不需要任何月历数字的提醒，像被人轻手轻脚地拽动衣角。

爸爸住院，每周六回家来。周日出门，他总是在轮渡口哭红眼睛。那时候的日子，是吊针里一滴一滴的药水，吊完一瓶大的，跟上一瓶小的。手被针头扎得没法再多下一针，护士需要在那个肿成馒头般的手上不停拍打，彷佛在一个迷宫的地图上，披荆斩棘地寻找新的路径。而每一天醒来，迷宫都被灌过双倍迷魂汤，再次混沌不清。

爸爸去世后几年，轮到我自己生病吊盐水。为了省时间，我常常乘护士不备，调节了点滴的速度，任凭心脏乱跳，一手无事人一样翻看报纸。板着脸，漠然地对待自己的病症，是唯一的反应。要人打开包袱，数着里面的金银细软，挨个感怀一番，只会让人不耐。我还会一手高高地提着盐水瓶，炫技一样上厕所。看着别人不会掌握盐水瓶的高度，导致血液倒流，红色墨汁一样在瓶子里晕染开来，还有点技术上的得意。得意得像忘记了这个幼功的来历。

病毒导致带状疱疹。爸爸安静得如同疱疹的同谋，坐在那里任由我帮他涂药膏。涂完了额头，惊愕地发现头发里面还有一大片，无止尽地蔓延开去。我始终担心手里的一管药膏不够涂，多年以后还在反复做类似的噩梦。它得不到舒缓和安慰，孤魂一般，死都不肯离去。
生命后期，病症肆无忌惮地恶作剧，在身体内部这里推一把，那里踹一脚。和病因毫不相干的胃，也喷出血来，我双手捧着那些止也止不住的血块，在去医院的路上都忘记了哭。

跳完火盆，我们回到家里。我和妈妈睡，大半年里，每天半夜都被旁边那个哭得颤抖的人惊醒。但是又不敢发出声音，只能摒着呼吸，一动不动地僵在睡姿里。

后来我努力做一个正常人，只是常常莫名其妙地走形，有力气的时候还维护一下，让眉目清晰起来，等于墓碑上的字被风吹雨打模糊了边界，重新一笔一划认真刻上去，以显示自己也并不那么确认的决心。没力气的时候也只好等着，像等身上的衣服干。

只是没想到，我会活那么久，漫过爸爸经历过的年纪，以后，大概还要活过爸爸死去的年纪。爸爸的一生仓促结束。我却有另外一段人生，另外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上海。

有时候想到我们的结局，大概会像《蜘蛛巢城》里的城主，脑袋上收获了无数箭矢，眼睛却还在不甘心地看啊看。甚至在倒地的时候还睁着眼。

 

如果你遇到了一个障碍，你得更谦逊，并努力去理解如果这个障碍存在，那它在你的生命里一定有个意义，有个目的，不要对此垂头丧气，为何不试着去了解它正在起什么作用？如果你提不动你的手提箱，抱怨它重是没用的，为何不试着把它放下片刻，同时你也能喘口气。你稍后会提起它，或就把它扔在那儿，也许，你不想带着手提箱。

 

那时候，同学常常说起家乡的小吃，描述的时候伴随着口水声。过了几年，我坐了一天一夜的长途车，翻山越岭到了那个小镇，早晨的点心铺，病恹恹地躺着各种小吃，难看，萧条，且难吃。原来这就是同学小时候的盛宴，我对着小吃要哭出来。

最要命的是，隔天回到上海，还浑然无事似的，爽利地走在街上，并假装好奇地照样对身边各种物件看上几眼。上海，要提着一口气生活。上海容不得破绽。

 

我爱吃云片糕，在江南小镇看到变相品种，也要买一盒。后来才突然想起来，这是过去上海办丧事时分发的东西，用一截短小的玫红色纸带包着。现在是配茶喝了，有一股甘甜。

还有定胜糕。喜欢里面的糯米味，含在嘴里有一粒粒的感觉。有时候不买，也要去糕点店转一圈看看它。好像这个城市里终究还有个没变的在那里。定期存款似的，不用，拿出存单看看也好。

 

山楂片的印象最深，薄薄一片，涌现的是全部的童年感受。我和同学花8分钱买了，一路分着吃，并且要计算好，定要在走到家门口吃完最后一片。不能提早吃完，那样会剩长长的路没有东西吃。如果到家了，手里还有半包，就动用自己想象中的极限快乐：一口闷。整整半包山楂片，倒在舌头上，拥抱味蕾。那时候也不免想过自己以后的愿望是能随便买山楂片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今天，零食盘子里偶尔也有山楂片，却懒得打招呼。那玩意，径自走到彼岸，变成了一种形而上的东西。凡人还想着升天，脱离苦海循环，在庙宇里面苦苦相求。小时候的山楂片却早成了仙。它们已经是心里祭着的山楂片，不再是嘴巴里的山楂片。

“如果有什么他们不屑光顾的地方，那就是富人们寻欢作乐的场所。那种空虚之中的喧闹，根本吸引不了他们。

相反，他们感到身不由己受到吸引的，是所有的弱者，失败者，伤心者和孤独者。

 

富有经验的目光决不会弄错，从这些严肃或沮丧的脸上，从这些凹陷无神或闪烁着斗争的最后光芒的眼睛里，从又深又密的皱纹里，从这些如此缓慢，如此踉跄的脚步中，一眼就能识破被欺骗的爱情，不被赏识的忠诚，得不到酬报的努力和低声下气默默忍受着的饥寒。”

 

 费费：“我曾在playboy上读过一个故事，内容讲述一个人发现了永生不死的秘密。唯一的困扰是，他周遭世界移动的速度愈来愈快，所以他开始看到太阳月亮每天在天空上跑得愈来愈急。最后他成了某个博物馆展出作品的一部分，他坐在桌前，手里有枝笔，很明显是写东西中途凝住不动。博物馆的导游说，这个人还活着，但移动得过慢，所以你们看不出来。他正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写出来，不过可能花个几百年都写不完。

我有时候觉得愈接近生命尽头，时间就过得更快。但那些时间跑到哪里去了呢？它们为什么消失得这么快？”

抑郁，像噩梦里的：眼前的风景突然停下来，回过头，来路都变成了废墟。

《卡比里亚之夜》的残酷。她在舞台上被催眠，梦境里牵着爱人的手。突然被打断以后，她惊骇地醒来，看着眼前的舞台和台下嗤笑的观众，我是谁，我在这里干吗？

抑郁，就是低头看着一条小蛇爬在你身上，它去了你身上所有能去的地方。

它还要在你心里塌陷的地方住下来。

 

 

亲戚到我公司楼下来借钱。背影在CBD地区光灿灿的背景里，像一个单薄的不真实的剪影。看了难过。风流猪狗在《清真上海》里写：“晚饭的时间还没有到，光晃晃地照在附近的黄金楼顶上，我们肚子都饿了，都有着孤独的鬼魂影子——格列柯的画？做这样的画中人，就像被钉上了十字架，永无超生。 ”

平时，到CBD地区来的阿姨叔叔，都像撞进另一个世界，“小姐请问”，口气里永远陪着小心。过了夏至，公司大楼的保安们换上了银灰色的西装，一边礼貌地给小姐们打伞拉门，一边又转脸追赶着闯入大楼的快递员，命令他们一定要摘下头盔，坐另外一辆货运电梯。

来借钱的亲戚，孩子失业。他到街上卖碟片被城管冲，借钱做鞭炮生意，还没开张又被没收。这个受冥王星控制的天蝎座孩子说，活着没什么意思。他赌最凶的赌博，仿佛想把一切都输在赌桌上。后来开始吸毒，也是跳过大麻和摇头丸，直奔海洛因。

朋友听说后，说要等那个孩子出了戒毒所，好好找他谈谈。朋友在某某寺门口摆了一个摊，和店主平分利润。有时候，做了一个生意，对方只是耸着肩说自己没带钱，或者仅仅拿出一瓶饮料当作世界上最宝贵的礼物硬是塞在他手里请他务必不要客气。被同行欺负，撬走生意的事情，则是每天上演。另外，还要经常接待警察的盘问，一百次出示身份证。朋友精通易经，宽厚待人，几乎是做到金刚经里的“降伏我相”“无分别心”。金刚经认为有“分别心”，只是凡夫。修行者，第一应撇开“我”字，发心为一切众生，这就是所谓“降伏我相”。

我想和他谈自己的一点困惑，见了他的状况，却只静静地坐一会就回去了。不是问题已经解决，而是看见他，我知道我们只能和困惑同生共存。一辈子没答案，就是它能给予我们的唯一答案。

我的老板，总是不忘记推动大家学习，跟上最新潮流思想。作为一个高效的媒体老总，他能今天飞法国，明天又笑声朗朗地出现在公司。他笑着说，我们可没时间培养一个作者，要找就找当今最红的作家，艺术家，在他们身上凝聚了主流价值。从他的角度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也是天经地义，是所有努力进取的“正派人”的价值观，“人法天”嘛。现在最流行的概念是“eternal win”，持续赢，永恒赢，他说。

在CBD地区工作的同事们，总是踉踉跄跄，无法及时跟上老总的步伐。大家沉浸在各自的世界里，看书的看书，几天不说话也不会引起他人的注意。或者把小自行车带到公司，在挂着张晓刚油画的办公室里骑来骑去。或是在雷雨天气，关了所有的灯玩鬼影。我们会把eternal win念出各种不同的语调。

那个跑到快餐店劫持小孩的男人，被记者翻出生平：父母已逝，出狱后没有工作，靠贩卖票子和出租房屋做棋牌室为生。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正派人对我说，在全世界范围里，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劫持孩子都是不会得到谅解的。我想我也没理由替罪犯辩解，终于把“可是”二字咽了回去。

 
     杭州的皱褶已经越来越少。在一个统一的，全新的城市里，每一寸土地都被重新嗅过，蜉蝣生物们只能感到本能的恐慌。当所有的饭店都变成接待百来人游客的流水线，而代表城市最高美感的美术学院又有了那么一个古怪的外貌，南山路上的小书店一个个消失——杭州成了一个不那么凹凸有致的城市，一个“平”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无论你把眼神投向哪里，看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温和景色。龙井村的整幢民宅，也被外来人承包开了饭庄，端出城里人繁殖的“土鸡”。感觉像是误闯了《西游记》，有一群没有坏心的小妖怪兴高采烈地摇身变成了农家人……

    广州的摄影师想拍一组关于江南的回忆，问：“苏州什么时候下大雪？下雪，我就飞过去。”
    下雪的时候看不见簇新的花盆和标语。
    要体会一个城市的原汁原味，竟要等下雪，等到大雪将城市整个盖掉的时候。
  
    周末下班，走在沸腾的淮海路上，觉得自己也正姿态难看地被翻烤着。淮海路上一条隔一条的小弄堂里，却散发着旧日上海的阴冷气息。只是这股气息，一到弄堂口，就被蒸腾的城市吞噬了。像被鬼魂一拥而上，吃得精光。一切请忘记，是新城市守则。